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就将完好无损。
其四，有人在此案事发后说，在日本就不会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以及胡士泰，以此强调日本人比中国人有骨气，但这样的骨气哪里来的呢？难道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涉案中国人真的只是为了利益两个字――这里的利益是具像的物质的和钞票的――而走上不惜损害祖国触犯中国法律这一步上的吗？我认为，不尽然。其五，胡士泰案细节纠缠再多也会过去，涉案金融再大也会过去，但它能给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的精英人士、中国的普通百姓留下什么样的反思呢？为什么一宗铁矿石谈判，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成为国外资本侵略者的帮凶，即经济汉奸？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经济汉奸存在？国家利益，被忽视太久，国家这两个字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就是一堆臭狗屎，任何什么人权、普世价值、民主的理由都可以对拿出来任意损害和玷污国家利益，而那些强烈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民又任由被险恶地称为民族主义，却无见任何中国官方出来维护，还可能受到打压，在这样的境况下，出1000万个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都不足为奇。
其二，澳大利亚的政府及媒体人士以关心胡士泰的基本人权的名义叫嚣着营救之，但同时，其实涉及引案的绝不只是胡士泰一人，在力拓中国公司就还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3位胡士泰的同事一同被抓，另外，亦有首钢负责铁矿石进出口的经理人谭以新以及中国其它钢铁业人士多人被抓，为什么澳方偏偏只关心胡士泰的人权？难道其他的人就没有基本人权了吗？恐怕，澳方真正关心的也不是什么胡士泰的人权，而是胡士泰的澳大利亚国籍，即并不是胡士泰这个人被抓让那么多澳大利亚人不能接受，而是澳大利亚这个词被中国抓让澳方不能接受。第六，现在，胡士泰案即使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不想把它上升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跨国经济纠纷都不可能，两国民间因为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巨大分歧将考验遭受7000亿损失的中国政府，是快刀斩乱地坚持重手，坚决把那些损害中国利益的汉奸或者别国的民族英雄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是面面乎乎推推就就地尴尬顶着国外的所谓压力寻找两全其美的太平良方？是想让胡士泰这样的中国汉奸兼澳大利亚民族英雄成千上万，还是把他们销毁在萌芽状态，孰重孰轻，长痛短痛，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亿万个因此案而利益真正蒙受损失的中国百姓。所以说，澳方对涉案的其他人员的不同态度充分证明了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终极的不可逾越可以压倒一切的价值观，澳大利亚方一方面祭出基本人权这样的正义幌子来营救胡士泰，别一方面对其他经济汉奸的基本人权并不关心，证明他们其实只是在关心国权而不是什么人权，证明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国权也一样高于人权，试想如果胡士泰不是一个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澳大利亚方还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要人吗？他们为什么不更加同情如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这些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起码国家观念的那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若按所谓人权至上或者普世价值的理论，这些为澳大利亚公司效力的中国籍中国人应比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胡士泰更有人权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典范――他们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惜以犯罪方式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对澳大利亚、对西方、对那些高叫着普世价值的人，是多么大的一种效忠和支持，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呢？国家利益、主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终极价值观，是不可逾越的衡量标准――胡士泰案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或者，在一部分关心胡士泰基本人权并主张营救之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除胡士泰以外的那些涉案中国人，你们的被抓是活该，他们就是卖国贼即中国人说的那种汉奸，但胡士泰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人，他损害中国利益才成为澳大利亚的贸易英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为有这样受到澳大利亚英雄而骄傲呢？7月初，作为澳大利亚力拓集团的中国主管胡士泰被上海的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拘捕，一时之间，身涉了铁矿石价格战、中铝收购力拓事件等多起国际级经济纠纷的胡士泰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共同的焦点，在中国一方，胡士泰被称为汉奸，而在澳大利亚一方，他则被许多媒体称为英雄，甚至有媒体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营救胡士泰――我想，这事若在100多年前，在中国羸弱不堪的清朝末年，澳大利亚或许还会做出向中国派出巨大舰队营救胡士泰的决定的可能吧，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不就是因这样的小人物发生的？但，至少现在，澳大利亚还不敢，因为它打不过中国。
因此，与他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既不是跟你特别近，也不是特别远。之前，在已表态的澳大利亚政府内阁成员中，只有总理陆克文称勿将此案政治化，而外交部长斯蒂芬·史密斯、贸易部长西蒙·克林、财政部长林赛·坦纳、金融服务部长克里斯·鲍文、国库部长韦恩·斯万等均利用自己的权力不同程度地向中方施压。当前，４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效果开始显现，下一步的重点是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一揽子改革，大规模实施结构性调整。
例如，未来五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左右，未来十年把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５５％左右，加上政府消费，使消费率达到７０％左右。从反危机角度看，在经济信心和宏观形势大幅跳水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救急、救市，防止市场崩溃。回看十年，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命题。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暴露出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
近日中央推出的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４—５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１４．８％和１５．２％，均明显超过同期ＧＤＰ增速。
总体来说，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三是短期内宏观经济逐步稳定。要尽快把生产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公共财税体制，把重点用于扶持生产的金融体系改造为重点用于扶持消费的金融体系。具体表现为：过去３０年内ＧＤＰ保持接近１０％的年均增长。
第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第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历史机遇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应当说，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我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三、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体制保障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未来５—１０年，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
退一步说，即便外需总量恢复，结构也将发生重大调整。为此，经济增长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回看五年，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从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看，需要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这是最为重要的体制保障。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我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经过３０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
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还需要更多的类似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安排。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５０％左右的高位。但这个趋势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能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以扩大总量为目标是ＧＤＰ政绩观的基础，如果政府不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阶段变化调整政府目标，要改变ＧＤＰ政绩观就很困难。例如，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我国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５０％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居民消费率反而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从我国的情况看，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特点。这次危机，外需大幅萎缩，客观上使增长转型的压力全面加大。按照这样的目标要求，需要尽快制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需要尽快出台与此相关联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需要尽快推进相关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尽快采取有力的行动方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如果能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切实采取一些大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可以为后３０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
例如，第一，在构建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中，要求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客观地说，扩大内需面临的是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
这有一个财力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只要国家继续玩命式的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加剧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恐惧，房价与股市会双双走强，股市会再次轻松越过3500点。
2009年7月1日，上证综指突破3000点。资源类版块尤其有色金属、煤炭版块，走出了一波壮观的行情，是所有版块中最强势的。利益分析法分析的结果：一、未来的股市走势，将超过很多人的预期。或有显性与或有隐性负债合计9.5087万亿元。
二、不要根据任何一个人的博客或者文章决定自己的投资选择，要参考正反不同的信息，由自己筛选，并作出判断。事实上，最近，惠誉国际评级公司已经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中金黄金比起最低点已经涨了5倍多。所以，我在5月21日强调补充：关于股市，如果政府真要启动IPO，只会继续上拉股市，直到绝大部分人轻视IPO的负面影响时为止。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目前中央银行面临两种风险，一种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种则是政策力度不够无法推动经济复苏的风险。进入专题： 房市 股市 。